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，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“2008学术前沿论坛”日前在京拉开序幕。在主论坛上，北京大学教授刘伟、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等专家教授围绕“科学发展：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”这一主题展开演讲。

  “要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好坏，要看它能否在这一个国家、在这个历史阶段有效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矛盾，要看它是不是正义、是不是公平。”北京大学校长助理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说。他的演讲以《应当以怎样的价值取向认识改革》为题展开。

  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来看，生产力发展水平，从各项指标的扩张数量上看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确是空前的，但以质量来说，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存在严重落差。

  刘伟说，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。比如说海湾国家按人均GDP的水平，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，但其产业体系以原油采掘业为主，初级产品占优势、经济结构非常落后，不是工业化国家，社会结构甚至是酋长制的。

  人们也在思考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稳步的增长中所付出的代价，对改革开放30年的进步性、公正性提出了讨论甚至质疑。

  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，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方面有很大建树。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了一项工作，就是关于东亚奇迹的破译和质疑。他发现整个东方社会包括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，其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，对银行的依赖度非常大，而银行很大程度又听令于政府、受政府的驱动。那么最稀缺的资源资本，有可能不是按照效率原则分配，而是按照行贿和腐败指数进行分配。刘伟认为，保罗克鲁格曼所持观点和所述现象需要我们来关注和警惕。

 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、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邓正来，发表了主题为《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理想图景的构建》的演讲。

  邓正来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来的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：从1978年开始，大量引进西方知识，这一趋势仍在延续；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，从经济学、统计学、社会学等学科入手，开始复制阶段，把西方的理论拿进来解释中国的问题，把西方的概念工具、分析框架用来解释中国的经验，此阶段也在继续；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向国际接轨，更加依据国际标准。

  “我们在这3个阶段的发展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以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标准，一直令我困惑不解的是，中国人的学问做得好不好要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。”邓正来说，“事实上，我们对西学还不是很了解，都是做消费主义的功夫。我们该完成一种知识转型。”

  邓正来认为，报告非常犀利地看到了问题所在，明确宣布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走出去，“这就是一个分水岭”。

  “走出去意味着什么？”邓正来表示，首先，是要立足于用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特有的经验，把中国的经验变成世界知识类型当中的一种。发达国家、先发国家的知识成为了一种普适的知识。中国的经验、后发国家的经验知识也一样能成为一种普适的知识。其次，咱们不可以成为西方学术的注释、注脚，要与其平等对话。平等对话要靠对中国的深度研究、要重新发现中国。过去的中国是意识形态化眼镜下的中国、是西方知识眼镜下的中国、是传统知识眼镜下的中国，却没有当下知识眼镜下的中国。

  “扪心自问，有谁主导了中国今天的哲学？没有人。不提先秦、孔子、孟子，近百年有吗？一个13亿人口的民族，没有哲学意味着没有灵魂、没有思想。”邓正来说。

  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，邓正来认为，要真正的完成知识转型，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建构自己的理想图景，而这个理想图景的未来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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